时间: 2025-11-06 10:43:14 | 作者: 乐鱼电竞
从历史上看，灾害、疫情、战争，会给人类带来难以克服的灾难，能否有效的应对是对政府治理国家能力和责任的考量。一个组织化程度高的国家，面对天灾人祸，他是会具备快速反应克服风险的能力。我认为组织是一种资源，也是一种力量。组织创新、制度建设是人口众多中国式现代化社会稳定发展的基础。
中国传统社会遗传并继承了两种组织资源：一是中央集权的行政官僚体制的正规组织；一是以家族血缘关系为生活纽带的家庭社会组织单位。大一统中央集权建立的官僚体制的组织优势，是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而组织缺陷，则是易产生官僚主义和，它成为历代王朝兴衰的双刃剑。
公元前221年，秦灭六国，天下归一。春秋战国以来的诸候割据局面彻底结束，在政治上建立起中央集权君主专制制度。秦王朝通过中央集权的郡、县体制，将中央政府有效管辖的疆域范围远超前代。郡守和县令都是由中央政府直接任命，在郡县制的条件下，产生了一个独立性很强的行政官僚阶层，它们在国家的社会运行和经济活动中，实际处于核心主导地位。在资源分配中起决定作用的始终是官僚政府，自从秦始皇统一中国以来，政治权力控制社会财富这一条根本原则始终没发生过改变。
行政系统的官僚是由信奉统一国家学说的知识分子儒生担任的。在理论上他们是食国家俸禄的官僚，不得像最高统治者那样随心所欲，谋取私利，但实际上他们手中的权力又使他们完全有可能取得非法利益。
人类的欲望除了控制物质财富以外，对政治权力的欲望同样强烈。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在中央集权制度体系下，君主的统治权是通过庞大的行政官僚体制实现的，他们处在国家资源分配和人员组织的核心位置上。无论是发起战争还是发展经济，都是要通过官僚去执行和落实。当王朝兴盛、法纪严明的时候，他们往往为官清正，忠实地履行自己的使命；而当王权衰微、礼崩乐坏之时，官僚们便巧取豪夺、迅速腐化，形成贫富差距拉大的两级分化，造成农民起义，致使王权的彻底崩溃。
汉民族做为中国历史上的国家主体民族，建立的大一统王朝生命周期均不长久，超过60年的只有汉朝、唐朝、北宋、明朝这五家，随后，就开始走向覆灭。在王朝更迭上，虽然存在专制、土地兼并、外族入侵的重要原因，但行政官僚糸统的腐败，对上架空皇权，对下欺压百姓，最后导致民不聊生、，才是导致王朝衰亡的根本原因。
我们现在的生产资料公有制，其实就是把经济资源完全交给了中央集权的行政官僚系统来进行管理。而公有制为主体的国家发展规律，在组织构架上同古代王朝郡县制社会发展规律十分相似，因为它们都是处于在一个由官僚体制在社会资源分配中居于核心地位的社会。怎样能够让这套体制高效运转，避免腐败和官僚主义，并且和市场经济的公平、信息社会的效率，公开和谐共存、互相促进，应该是当前或未来较长一段时间，中国必须解决的问题。
曾讲：治国就是治吏”。能否治理好官僚行政糸统的腐败，是国家治理的核心问题。认为执政党要始终代表人民的利益，让人民来监督政府，走民主发展的道路，是解决王朝兴衰历史周期律的根本。大力进行反对腐败和官僚体制的特权，促进社会公平，防止阶层固化，要营造出一个公平、公正的社会环境，使老百姓安居乐业，防止出现社会动荡，这对改革两千年秦王朝的官僚体制是密切相关的。对传统组织资源的不断扬弃，在民主法制的理念指导下，通过组织创新、制度建设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社会基础。
解决现代化进程中的文化冲突可以有两条途径，一是革命，一是 改良。前者能够强有力地扫清一切阻碍文化变革的保守力量特别是顽 固的保守力量，但它的至少有两种弊端，一是给社会带来相对而言较大 的动荡和破坏；二是它虽然能够破除旧制度，却不一定能够建立新制 度，尤其是当社会上旧文化的积淀较深，缺乏新制度建立的深层文化 基础时更是如此。改良是以较缓和的形式解决文化冲突，表面看来这 种解决往往不彻底，并且带有较多的旧文化的痕迹，但是由于这种变 革不但可以避免与传统文化发生过于激烈的摩擦，而且能够使新制度 更易于得到人们的认同，同时尽量减少社会的动荡。当然改良道路能 否成功，依赖于一些先决条件，如先进文化具有较强的优势，统治者 较为开明，等等。战争以来，中国现代化的先驱者们曾反复进行 过改良的尝试和努力，然而旧势力过于强大，他们不但远非开明，而 且相当顽固，不肯作任何让步，于是人民不得不依赖革命暴力将其摧 毁。随着革命的胜利，人们已越来越相信革命的力量，以至于新中国 成立后一直以各种“急风暴雨”式的政治革命，推进现代化建设。可 是革命并不能解决文化深层构造问题，也不能解决中国所面临现代化 不可缺少的组织资源十分薄弱的问题，因此现代化事业屡屡受挫。由 此看来，改革的道路是唯一符合国情的道路，因为目前的中国不但有 改革的必要，也具备各项改革条件：人民对于现代化的目标具有明确统一的认识，政府与人民的利益是完全一致的。因此自上而下的改革 是正确的选择。
改革的同时必须强调渐进，因为中国的现代化受到一系列慢变因 素的制约：作为现代化的主体，人的素质相对较差。现代社会的思想 意识，从事商品经济的能力等都必须经过长期的培训。旧的传统文 化在心灵深处的积淀的破除，甚至需要一代代人的不懈努力；作为现 代化的载体，组织资源十分薄弱，需要长期的培养、扶持才能正常发 育；城乡隔绝的局面造成了不同的利益集团，尽管他们都迫切希望现 代化事业取得顺利的进展，但在改革中对切身利益的触及必然遇到顽 强的。在这种情况下，任何过激的改革行为，对任何一方利益的 忽视都难免引发社会的动荡。改革只能是在对各种利益的均衡协调中 缓慢地发生此长彼消的变化。所有这一切，都决定了中国的现代化是 一场渐进的、慢变的过程。在现代化进程 中，对传统文化的彻底摧毁，或者是不可能的，或者是传统的力量崩 溃后由于缺乏现代化的替代因素而造成社会的解体。因此借助传统的 势能推进现代化，就是一种十分明智的选择。
我国在组织资源方面所接受的历史遗产是一种两极构造：中央集权制的政府和家庭宗族。前者自上而下的启动并推进着改革开放的发展；后者成为“家庭联産承包责任制”农村改革成功的社会细胞。但是两极之间，既缺乏社区或地方自治的传统和经验，也从未出现过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自由市民为主体的城市。
中国传统社会极度稀缺的资源，却是市场经济发展应具备的组织资源：即建立在近代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过程中逐步积累形成的：财产权利、契约意识、商业法规、民主法制等市场经济发展的规则及价值体系。由于西方式的现代化不是中国社会自身发展的必然逻辑，而是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强行切入后被迫接受挑战的结果，因此，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因素较为薄弱，而传统文化的势能十分强大。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是调动全体人民积极参与这场伟大的社会变革，40多年改革开放的成果，使政府和人民的利益高度一致，已经具备了在经济发展领域、城市社区管理、农村社会基层组织建设，进行组织创新的改革试验，探寻符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化民主和法制的发展道路。
经济领域的混合所有制改革：经济领域要进一步深化体制改革，探索如何从机制上入 手，快速调动经营主体的生产积极性和工作的责任感。在经济领域中的改革，我国已经由计划分配社会资源的经济发展 模式，演化到由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发展阶段。现代化在经济领域需 要探索确定由谁承担主导市场配置资源的角色。中国改革开放形成了 国有企业、外资企业、民营企业三个市场经济发展的主体。国有企业 主导着航空、电讯、基础设施、军工、高科技等国家长远发展及国家 安全的产业。其不足是产权为国家所有，机制固化，人力资源创新发 展动力不够。外资企业的契约精神、法律责任、管理能力、组织程序 已根深叶茂、形成百年老店。如果依靠他们主导市场资源配置，将会使国家逐渐失去经济发展的主导权，又有可能滑入经济殖民地深渊， 造成国家分裂解体的灾难性后果。民营企业机制先进，经济总量覆盖 半壁江山，企业家具有勤劳、智慧、不断创新的能力，但是大多集中 在服务行业，企业规模偏小，如果承担主导市场配置资源的重任，恐 怕能力不够，又会出现大规模的寻租行为，造成经济领域的腐败。
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综合就是创造。如果三者结合，按行业相互 参股，合作经营，发挥各主体的优势，共同承担行业主导市场配置资 源的责任。形成混和所有制的组合，可以成为市场经济发展整合资源 的平台和创新的组织载体。通过组织创新、制度创新的探索，发挥企 业家精神，新机制产生的能量，必将推动中国经济再度进入快速发展 的轨道。
城市社区自治改革的推进：在新冠疫情对人类肆虐的攻击下，城市的日常生活被打乱了，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凸显。政府行政系统要有倾听调整民意的能力。中国城市居民的整体素质很高，他们有极强的忧患意识，具备和国家同心协力共同困境的能力。
社区居民中的人才大多具有超过居民委员会和物业公司管理人员的素质。建议各社区党员带头，政府支持，迅速成立并完善业主委员会这个好的群众自治组织，并发挥功能。居委会、物业公司配合做好服务性工作，只要大家团结一心，就没有过不去的坎。这样可以使城市里抗击疫情的组织化程度迅速提升，高素质人才参与自我管理发挥出作用。组织起来就会有力量。
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为社会居民生活服务的快递小哥，他们办事有效率，工作能力很强。一但国家有困难、有需求，如：面对突发性战争的危局，分散在全国各地的快递小哥，就可以迅速武装起来，形成百万大军为国家效力。这就是中国的力量啊！只要方向正确，组织化程度高的民族，面对灾难的降临，就一定会有力量走出困境。
我国城区原有的居民住房分配管理体制，是以公房实物分配和物 业单位管理为主。20 世纪 90 年代末，国家取消公房分配制度，老百 姓开始货币购买商品房，住宅商品货币化的市场改革在全国推广。为 了生活的需要，小区居民将一部分公权以货币的形式支付购买了服 务，物业管理公司应运而生。房地产开发商在住宅的开发中组建了自己的物业管理公司，政府街道办事处所辖的居民委员会，往往通过物 业公司对社区居民来管理，管理成本低办事效率高。物业公司和分 散的居民在社区管理、生活服务上出现矛盾纠纷时，有些基层政府的 管理部门一般不大支持业主委员会这一社区业主自治组织的建立。这 是造成至今社区管理、物业公司和业主矛盾层出不穷，社会不和谐的 根源所在。
改革试验的方向：政府应该积极主动地支持具备条件的社区成立 业主委员会，业主委员会通过招投标的方式选择物业公司的服务，物 业公司要向业主委员会依法依规公开账目，并对小区业主生活提供优 质服务。在开发商控制的物业公司和分散居民大多没有成立业主委员 会的当下，不尽职不规范的物业管理与广大业主日常生活的矛盾已愈 演愈烈。建议政府管理部门对业主委员会的成立要高度重视，使用强 制性制度变迁的手段给予支持。因为社区自治民主程序的训练，培养 健康健全的民主意识和自律性行为规范，这一组织创新、制度建设是 中国真正成为法治强国的社会基础。
农村创建农民协会条件已经成熟：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开始了工业化的发展。工业化需要巨额资 金积累，在落后的农业国，积累的主要来源当然只能是“农民的贡 赋”。贡赋可以是公开的，如日本明治以后的重租重税；也可以是隐 蔽的，如价格剪刀差。中国选择的是后一种形式：采用农产品的国家 定价形式，从农民手中低价统购，又对城市居民和工业企业低价统 销，用以维持大工业的低工资和低原材料成本，提供不断产生超额工 业利润的条件，最后又通过大工业利税上缴，集中起国家工业化的建 设基金。而人民公社的“政社合一”的军事制度，在当时曾极大地限 制了农民拥有独立的财产权利和发展商品经济进行人员流动的身份自 由。他们被牢牢固定在土地上，对国家工业化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在中国农村，农民应该有代表自己利益发声的渠道，因为有了，才有可能有效适时地集中大家的诉求，建立民主通道，作为 政府施政的依据。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村居住着大量人口，农 村发展是社会稳定的基础。建议在农村基层村落成立农民协会自治组 织，通过普选、互帮互助、合作经营、权益保护，整体提高中国农民 的公民意识和公民素质。我们必须重视保护农民的民主权利，进一步 提高自组织能力和社会参与能力。因为只有农村社会进步了，农业生 产发展了，人民生活才能富足，国家才能太平。
作为承载民主与法制推进中国现代化的载体，现存的组织资源十 分薄弱，需要长期的培养、扶持才能正常发育。在社会结构方面，庞 大的血缘家族在中国具有顽强的生命力。作为传统的资源一方面要加 以利用，另一方面必须采取有力措施促使“第三类组织”，即企业组 织、自治组织的发育、壮大。这些措施应包括以大规模、不间断的社 会流动打破血、地缘联系，以“陌生面孔”组织企业，以责、权、利 建立内部联系和行为规范，以法规约束组织间的行为关系。总之，政 府应从实际和国情出发，按照市场经济运行的法则，加强对各类新型 组织的培育，逐步铸造出中国现代化发展的新体制力量，组织创新与 制度创新是我们的迫切任务。
中国民间传统文化在人类社会的演进中具有无与伦比的伟大的统一能 力。她曾在人类文明史上创造过举世公认的古代文明。面对近代西方 文明的冲击，它以坚韧的文化底蕴顽强地抵御这种不平等的强制性文 化输入，并保持着民族的完整性。共和国诞生后，面临险恶的国际环 境和已经崩溃的国民经济，中央政府利用传统的组织资源凝聚国力， 在几十年的时间内完成了国家工业化的进程。在改革开放现代化进程 中，我们仍就借助传统集权制的力量，自上而下地推动着中国的改革 大业。我们坚信中国式现代化组织创新与制度创新，民主与法制的国家建设，必将在中央政府自上而下的改革试验中逐步得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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